当托马斯•杰斐逊与本杰明•富兰克林密谋摆脱英国人的统治时，欧洲世界仍在马可•波罗创造的“中国神话”中不能自拔。

没有资料详细记载中国与美国的第一次相遇。1784年，美国商人初次到达广州时，两个国家已运行在两条截然不同的轨迹上。尽管巴黎贵妇的客厅中依旧以中国的瓷器、丝绸品为时髦，但是中华帝国在达到其辉煌顶峰的同时也陷入停滞不前。乾隆爷不是彼得大帝，他对于外部世界缺乏任何兴趣，在1793年接见英国使者马嘎尼时，他要求对方行三叩九拜之礼，对于新式火器不屑一顾。而只拥有13个州的美国正试图建立一个真正意义的“理想国”，创建者们的理想主义使得美国的独立超越了国家独立的范畴，埃德蒙•伯克的阐述令人信服:“一场伟大的革命已经发生——这一革命的发生不是由于任何现存国家中的力量的变化，而是由于在世界的一个新地区出现了一个新的种类的国家。它已在所有的力量关系、力量均势和力量趋势方面引起巨大变化，就像一个新行星的出现会在太阳系中引起一个巨大变化一样。”

初识

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仍只是世界舞台上一个并不起眼的角色，尽管心有不甘，它仍几乎就是英国的附庸。美国的缔造者们是一群世界主义者，托马斯•杰斐逊热衷于法国的生活，而在整个19世纪上半叶，美国几乎是依靠阅读英国文学为生，他们最杰出的作家华盛顿•欧文因为赢得了欧洲同行的敬意才在国内大放异彩。但是，法国人托克维尔敏锐地发现，这个充满乐观、略显粗俗的国家具有一种罕见的创造性，他们将热情投放在商业活动与发明创新上。对于自己制度的自豪甚至自大感与内心深处的自卑感奇怪地混合在一起，他们乐于将自己的理想与别人分享，并常常一厢情愿地认定对方会接受。

中国没有区分美国与欧洲列强的差异，他们都是长毛。尽管前者具有强烈的传道热情，上海的美国商人大谈通商对人类的好处，传教士则说如何将异教徒从罪孽中拯救出来，当他们发现只有更直接的帮助才能吸引中国人时，教会开办了医院。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中说，美国人潜意识中觉得既然英国已经主宰了印度，中国是最后一个庞大而值得拯救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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